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人文经济学”，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新质生产力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富有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之一，是在着眼“两个大局”、科学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大势基础上形成的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文化软实力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提供深层支撑，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彰显重要价值。新质生产力和文化软实力统一于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统一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伟进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纳入“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并作出重要部署。我们必须深刻把握二者相互赋能、共同发展的内在逻辑，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新质生产力和文化软实力之间具有紧密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也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基础，精神生产反作用于物质生产，二者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发展前进。新质生产力作为物质生产领域革命性跃升的集中体现，推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体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不仅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而且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文化软实力植根于先进生产关系，以其强大的精神推动力为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文化动能。二者之间体现了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是人文经济发展的体现。
从人的主体地位看，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对马克思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终极价值在生产力领域的时代阐释。新质生产力通过新技术将劳动者从程式化、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不仅是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更是深刻的“劳动解放”，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了新的场景与空间。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知识、技能、创新思维等发挥着重要作用，使劳动者从过去被动的“生产要素”转变为价值创造的“主导者”与“能动者”，推动了人的能力跃升。同时，以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呈现出精准、普惠、高效的特性，能够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物质文化需求，实现发展价值与人的需求的辩证统一。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提升了物质生产能力，更强化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生产力层面的生动实践，深刻体现了“见物更见人”的发展哲学。
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看，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夯实基础，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基本原理。一方面，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存在，新质生产力极大提升了物质财富创造的效率、品质与可持续性，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创新动力。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革命性地拓展了文化艺术等精神文明形态的创作形式、传播渠道与接受方式，更极大激发了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优化了精神产品的供给结构，并打破时空壁垒，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广泛共享。更进一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关乎物质丰裕，更关乎人的精神富有与价值实现，进而推动社会整体从物质富足向精神富有迈进，能够推动实现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协同增长的新图景。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看，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并催生新的文化形态。这将推动“文化软实力”从上层建筑范畴深度融入生产力内核，形成强大的“文化生产力”。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文化要素如创意、设计、知识产权、品牌价值等，将逐步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并嵌入从研发到服务的全过程，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二是以“文化+”为特征的融合发展模式，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内涵、新活力，有助于催生新业态、新场景，展现出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的力量。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伦理规约与价值引领，确保其发展始终服务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
总的来看，新质生产力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与技术载体，文化软实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精神内核与价值灵魂，二者在矛盾运动中相互适应、相互赋能、共生共荣，共同推动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社会形态与文明形态的演进。
新质生产力和文化软实力相互赋能、共同发展的思想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将二者协同发展置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将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到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提出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等。这些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课题。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这些战略部署，清晰勾勒出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宏伟蓝图。
将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定文化自信、担负文化使命的时代高度，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揭示了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揭示了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要求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家文化影响力竞争也日趋激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文化软实力在凝聚民族精神、引领社会风尚、塑造国家形象、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提出人文经济学的重大命题。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有机统一的理论结晶，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将人简化为“理性经济人”以及“见物不见人”的理论缺陷，有效破解了经济发展与精神贫乏并存的“人文悖论”。推动人文经济学发展，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强调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经济发展需要人文价值赋能、文化繁荣需要经济基础支撑。人文经济学从经济与文化互融共促的哲学高度，为统筹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提供了价值观照与方法论指引，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创新，也为世界应对发展失衡、精神贫乏等挑战贡献了深具人文关怀的中国智慧。
阐明新质生产力和文化软实力相互赋能的内在机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强调“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需要“涵养优良学风，营造创新氛围”，“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为文化软实力插上了科技的翅膀，使其传播更广、影响更深、形式更新；文化软实力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精神的引擎，为其注入价值灵魂、激发创新活力、营造良好生态。二者在“两个结合”中相互激荡、彼此成就，共同服务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要求进一步增强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统筹科技创新和文化发展的能力，善于运用辩证思维处理二者关系，避免“一手硬、一手软”。这种系统性的顶层设计与实践要求，确保了新质生产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同频共振、同向聚合，形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
新质生产力和文化软实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互促互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经5年的艰苦奋斗，‘十四五’圆满收官。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在砥砺奋进中进一步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更加坚定了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决心和信心。”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实践中，新质生产力和文化软实力同频共振、交相辉映。科技创新浪潮奔涌不息，文化创造活力竞相迸发，二者相互促进、释放巨大能量，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发展格局、提升发展品质、增强发展自信，充分展现了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
锻造制度优势，为二者协同发展构筑坚实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提供了重要保证。比如，面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高效整合科研力量与资源，在重大科技项目上强力攻坚。这一优势为新质生产力在关键领域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性突破提供了根本依托；这一攻坚克难的伟大实践也锻造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等伟大精神，成为文化软实力中彰显国家意志与民族力量的鲜活符号。又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这能够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推动资本、人才、数据等生产要素在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加速流动、高效配置、优化组合；对于文化创造，市场机制能够促进文化创造活力竞相迸发、文化消费需求更加多元化个性化，并倒逼文化产品供给的持续创新与品质提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能够发挥重要引导与规范作用，通过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等，为夯实文化软实力的产业基础提供坚实政策支撑和良好市场环境。
创新驱动发展，为二者深度融合开辟广阔空间。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物质主义膨胀、两极分化的现代化，以实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高质量发展为本质要求。比如，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前沿技术迅猛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成为文化创新的强大引擎、文化传播的新型载体和文化消费的崭新动力，使中华文明在信息时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显著增强了我国文化软实力。又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既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方向，也深刻重塑着全社会的价值理念与行为模式，孕育着崭新的生态文明观和可持续发展文化。波澜壮阔的绿色发展实践，不仅催生出绿色生产力，更在全社会涵养形成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伦理，成为当代中国最鲜亮的精神标识之一，成为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生动实践。
升华价值追求，为二者同向聚合注入精神伟力。中国式现代化在创造巨大物质成就的同时，也深刻锤炼、凝聚和升华着全民族的价值追求与精神品格，为新质生产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同向聚合、相互赋能提供了持久动力源泉。比如，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价值取向深刻影响新质生产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方向，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指向切实增进人民福祉、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聚焦于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精神食粮。又如，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和艰难险阻。中国共产党人在100多年的非凡征程中铸就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精神动力，激励着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淡泊名利、潜心研究、勇攀高峰；这些伟大精神也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通过文艺作品、新闻报道、理论阐释、榜样宣传等多种形式被广泛传颂和弘扬，成为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塑造国家民族形象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为生产力跃升和文化繁荣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新质生产力和文化软实力相互赋能、协同发展，其影响和意义远远超越单一国家或区域的范畴，是塑造人类未来发展新图景、应对全球共同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动力，必将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同时，为生产力跃升和文化繁荣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物化困境，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依托数字技术赋能，既能够创造更富尊严、更具创造性的劳动形态，也能够推动发展成果更公平、普惠、共享，避免陷入以牺牲劳动者福祉和环境为代价的增长陷阱；提升文化软实力，着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有利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二者协同共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中资本无限扩张导致技术理性至上、挤压人文关怀的困境，为人类探索更富有人性光辉的发展道路贡献了中国方案。
摒弃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倡导交流互鉴的文明对话。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质生产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协同发展，蕴含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明观。比如，在科技领域坚持开放创新、合作共赢，推进构建以联合国为中心、各国平等参与的全球科技治理体系，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在文化领域坚定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主张通过平等对话增进理解、消除偏见。又如，新质生产力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搭建了便捷桥梁，使跨越时空的文化分享与对话成为常态；文化软实力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智慧，为化解国际争端、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二者相互配合，推动以对话代替冲突，以协商代替胁迫，以共赢代替零和，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国共同利益汇合点，实现了对“国强必霸”陈旧逻辑的根本性超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大正能量。
开创人类文明进步的新范式，贡献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新质生产力和文化软实力相互赋能，体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路径的、更加包容可持续的文明发展范式。这一范式坚持创新驱动与人文引领相结合，推动科技发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追求物质丰裕与精神富足的协调，避免单向度的物质膨胀；注重科技进步与生态文明的和谐，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强调民族特色与世界眼光的融通，既扎根中国大地，又胸怀天下，为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贡献中国智慧；致力于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平衡，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勾勒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明特质，是对“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的有力回应，昭示着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的光明前景。
（张东刚，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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